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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王亚民:玉器、玉文化及其民间藏玉

2018/9/6 玉雕大师网 作者:王亚民


王亚民(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兼紫禁城出版社社长)

玉的历史,也就是玉开采和使用的历史,远远超过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

在中国,细数诸多文物艺术,能超过并伴随中华文明,见证华夏民族演进、发展历程者,既非绘画、青铜器、陶瓷,亦非其他文物艺术,而是时间老人的见证者——玉器。

玉器,在中国历史上长时间地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这是西方文化所没有或少见的。

我们有必要把对玉器的研究作为切入点,把考古学的研究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研究结合起来。这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研究玉器后得出的结论。

在中国历史上,诸多文物艺术大多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譬如青铜器发生在夏商周,纸质绘画出现于造纸术发明之后,唐三彩是唐代特有的雕塑艺术,瓷器到唐代趋于成熟、宋代以后才达到高峰,唯有玉器这条实物主线,才能较为形象直观地演绎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


一、

中国玉器,即华美温润的玉石从自然界中被开采并经雕琢后,成为人类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器具和饰品。

这个时间可以上溯到河姆渡文化甚至更远至北京山顶洞人时期。

玉器史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原玉期、神玉期、王玉期和民玉期。

原玉期是从玉器的起源开始,直到新石器时代中期。这个时期先民把玉与石区分,以美石来界定玉,玉的质地、色彩被早期人类所关注,形成了原始质朴的美感。这一时期玉器制作,从最初仿造石器的钻孔、磨制,逐渐形成独立的琢玉技术。

原玉时期,每一件玉器的产生,首先考虑它的实用性,然后才是它的观赏性。

玉铲

器形主要与早期人类生存有关,大体分为生产、狩猎等实用工具和生活装饰两大类,前者有铲、斧、锛、刀、钺、凿等,后者有钏、环、珠、镯、笄、璜等。也有一些璧、琮等,它们可能是用来祭祀的。

玉璜

形成这种现象之缘由,一是远古时期利用石器进行生产、狩猎或打仗,从石器中分离出来的玉器,较石器更为坚韧、锐利,一件玉兵器、玉工具的使用寿命较同器形石器打造的同类型器具要长得多、效率也高得多。所以,当时拥有一件玉工具、玉兵器,就如同当代拥有新式农机具、新式武器一样,效率要比一般石制器高出几倍、甚至更多。

二是早期人类的任务,除了维持生存以外,就是种族的繁衍。这样,男女之间为了吸引异性的注意,本能地要装饰自己。试想当时,在一个鲜花盛开的春日,和风轻拂杨柳,青年男子把那些色泽晶莹的“美石”,经过耐心细致地打磨后钻上小孔,穿上用心捻就的小绳,系在自己爱慕的女子胸前,女子脸庞顿时泛出羞涩的红晕,那是一幅多么动人的场景。

那么这块“美石”是什么?这块“美石”就是玉。

人类在长期制造工具的过程中,发现玉不同于其他石头,它以细腻的质感、美丽的颜色、温润的光泽为人们所喜爱。北京山顶洞人遗址出土了一些大小一致的白色小石珠和黄绿色卵形穿孔的美石,这是到目前为止发现最早使用玉(泛义玉)的记录。


这说明,早在18 000年前,早期先民已经发现玉的独特美,并作为装饰品开始使用,以引起异性的关注。这是人类社会的原玉时期。


二、

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始,一直到形成国家的夏朝,人类社会进入神玉期。

新石器时代中期,人的意识和思维相比原始状态有了很大提高,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生与死的关系问题,但是这种思考还是不成熟的。

譬如,当时认为梦中的景象不是人身体的作用,而是独立于身体之外灵魂的活动。人活着的时候,灵魂寄居于人体之内,人死之后,灵魂依然存在。

灵魂不死的观念,长期以来为人们所认同。在古人看来,鬼神的威力远大于人,人在世间许多无法解决的自身问题,诸如生死、疾病等,都可以企求冥冥之中的鬼神。


同时,石器时代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认识自然、适应自然的能力较弱,对电闪雷鸣、刮风下雨、地震海啸等自然现象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认为宇宙万物皆有神灵存在,不论宇宙自然,还是人类社会都由神灵主宰。人们为了生存和更好地生活,要不断地在祭祀中与神灵沟通,祈求得到神灵启示、眷顾的仪式中,渐渐形成了专业“巫师”队伍。

在长期祭祀活动中,巫师发现了玉不同于当时其他材料的特点,即玉除了坚韧、色美之特性外,还随着季节的变化、时间的推移,表面越发光洁润泽。同时,玉之洁净细腻如果肉、光泽油润似脂肪,容易使人想象为食物。

史前社会以及整个古代社会,吃饭穿衣是人类第一需要,农耕、狩猎、采摘等都是为了满足人们饮食生存的第一需求。人们所进行的祭祀活动,主要目的就是祈求神灵保佑,四季风调雨顺,人们获得充足的食物。巫师在祭祀中,将像美食般的玉摆陈出来,以玉事神。

《山海经》就这样记载:人需要以谷物、肉类和果实为食物,黄帝以“玉膏”为食物,神灵以“玉”为食物。其实,玉供神食用仅是玉众多功能之一。

玉的诸多物理特性,使玉具有巨大的想象空间。

巫为玉注入了神性,玉便成为巫与神沟通的媒介。巫不是神灵,但可以通过玉了解神灵的旨意,并逐渐成为利用玉与神灵沟通、管理氏族部落的精英。巫为了维护其统治,掌管各种祭祀活动,专门制造神器,垄断了玉的使用和解释的权利。

随着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利用玉掌管部落和祭祀的巫,成为在经济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巫觋贵族。

由于对资源的不断需求和垄断的渴望,不同部落之间经常进行战争,许多部落通过战争这种手段,兼并了弱小部落,形成了社会规模更大的酋邦。作为酋邦首领的巫觋出于统治的需要,大规模发展玉器制作技术,使得史前玉器空前繁荣。

传说中的黄帝、炎帝、颛顼、帝昊,以及西天王母等神话人物,并不是古人凭空捏造的,他们应该是远古社会集政治、宗教、军事于一体的酋邦首领(巫觋)。

他们既是政治领袖,又是宗教领袖,并且所掌管的宗教权力,远远超过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统摄力,这样的看法,可以从近几十年来的考古成果中找到例证。

勾云形配

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型祭坛等宗教性建筑遗迹,以及大量玉神器。玉神器包括巫事用的法器、装饰,以及祭祀不同神灵的器物,如红山文化中勾云形器、龙首玦、发箍、丫形器,以及神人、龙、龟等;良渚文化的琮、璧、璜、钺,以及山形器等,而琮、璜、钺、山形器等器物上的神人兽面图案,应是良渚文化部落的最高神祇。

神玉期,玉的特征就是神性,器形以神器为主。玉器制作不求形似、重在神韵,玉器朴拙而神秘,是远古时期通神的重要工具。


三、

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一个人口急剧增长的阶段。

当生产力没有取得长足发展的情形下,人口增长的直接后果就是资源的紧缺,为了争夺有限资源、拓展生存空间,部落与部落、酋邦与酋邦之间频繁的发生战争。

有关上古文献记载这一时期一些大的战争,诸如黄帝与炎帝的战争、黄帝与蚩尤的战争、颛顼与共工的战争、共工与高辛氏的战争、尧与三苗的战争、舜与三苗的战争、禹与三苗的战争等。

由于频繁的战争征服,强大的黄帝族首领与其他部落酋长形成权力逆向运动,带来了酋邦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酋长制逐渐演化成为君主专制制度,第一个国家——夏朝建立了。

国家的形成是通过战争、暴力的手段,征服其他部落来完成的。

这时,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夏朝的建立,以及夏朝与周边小国政治共同体的形成,扩张速度之快、统治区域之广,严重超越了当时政治技术所能达到的范围。

夏王为了维持国家以及共同体的稳定、发展,必然会挖掘各种传统资源,然后重新进行政治整合,最为重要的传统资源——原始宗教巫术,自然被拿来改造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同时,原始宗教中为神服务的玉,自然成为为王服务的玉。

王玉时代开始了。

在早期文字中,商代的甲骨文、钟鼎文就有玉字出现。


玉字是象形字,“像三玉之连,其贯也”,就是说“玉”字像三块玉石,穿在了一根绳子上。三玉之连,代表着天、地、人三通,正如汉代学者董仲舒所言:“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玉。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玉也。”

“玉”字在使用之初,与“王”字相通,《说文解字》中,玉被认为是“天下所归往也”,寓指“帝王”。后来,人们为了便于区别“玉”与“王”字,才在“王”字右侧加点。

玉戈

帝王是国家建立的产物,国家则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通过血腥战争完成的,手持玉戈、率领部落,在激烈厮杀的战争中不断打败其他部落,并不断取得胜利的人被称为王。

《史记·殷本纪》就这样记载:“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商汤攻打夏桀,手持玉钺,号令三军。

玉钺

商朝末年,周武王率诸侯之师,同样手持黄玉钺,历数商纣王的罪行后,牧野一仗把商纣王打败。由于玉是巫术操作的重要法器,玉器也就成为赢得天命认定、赢得神灵支持的象征,成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

这样便可以理解历史上,一件玉璧竟然价值连城,秦王愿意以十五座城池来交换的故事。

夏,以及夏以后的商、周,都是强势的宗主国,周围还有数量众多的臣服小国。夏、商、周与周围小国是宗主国与盟国的关系,其大小国王的关系不是主从关系,而是战略伙伴关系。大国与小国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利益共同体,宗主国对小国的宗教祭祀、礼仪制度的影响,远远大于政治、军事上的影响。夏、商、周三代,社会散发着浓郁的神秘巫术气息,连空气中也弥漫着神秘的意味。

三代立国之初,都在利用烦琐的巫术仪式,来确立政治上的合法性,如启建夏朝之初,有“钧台之享”,商汤灭夏后有“景亳之命”,西周肇始,武王于孟津大会诸侯,夏、商、周三大宗主国之帝王,其目的除了军事宣威外,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活动,借助烦琐的巫术仪式的神意,确立自己政治上的合法地位。

《大诰》云:非圣贤不足以知天命。天命的掌握必须通过占卜、通过法器来完成。周公认为,“文王遗我大宝龟”,因为周朝拥有最权威的占卜法器——“大宝龟”,所以周天子理所当然成为了解神意、通达天命的使者。

占卜使用的法器,玉是重要材质之一。因此玉的使用被编入国家法典,通过玉器的使用,以区别和稳定统治阶级内部的等级关系。

周天子曾号令诸侯定时朝觐。春天朝见为朝,秋天朝见为觐,含有朝拜的意思。为表示身份等级的高低,周天子赐予每人一件玉圭或玉璧。

玉圭

《周礼·春官 ·大宗伯》 云:“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将王、公、侯、伯、子、男所执之玉作了等级上的划分,而谷以养人,蒲以安卧,分别又作为璧的纹饰。

玉之器形最能代表权力的则是帝王玺印,譬如秦国的传国玺:上面镌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它是天命的象征,谁得到了它,谁才是真命天子,才能获得天下的承认。

乾隆年间的玉玺印章

《汉书》记载:“初,高祖入咸阳,得秦玺,乃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玺,世世传受,号曰传国玺。”虽然这枚传国玉玺后因战乱而失传,但具有征信作用的玉玺一直代表国家和皇权,是最高权力的标志。


四、

中国从夏、商时期进入青铜时代。这时,由于青铜器的广泛使用,玉的开采和加工技术有了长足进步,象征权力的玉器,内涵与外延有了很大拓展。从现在出土的夏、商玉器看,大略为礼器、仪仗器、实用工具以及装饰品等,其中出土的玉礼器门类较全、数量较多,这样为西周及以后国家礼制的完善提供了基础。

《周礼》一书详备记述了用于礼的玉器,使礼玉的内涵、形式符合礼制的需要。“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琮、璜、圭、璧、琥、璋就是六种礼器,也称“六器”。祭祀不同方位的神祇,所用的玉的器形是不同的。同时,在重要场合,不同身份、等级的人,所持玉器的规格、形状、大小也是不一样的,玉圭的不同形制突出体现了这一点,不同规格形制的玉器也就兼具等级差别,这是先秦时以礼器制约、巩固君王统治的重要措施。


玉器的形状、大小都有等级之分。仅玉圭一种,除了祭祀天地所用外,在玉圭中,还有琬圭、琰圭、谷圭之分,它们都是国王赐予使节行使命令的信物:琬圭用于国王结好诸侯,赞扬他们的美德善行;琰圭用于国王征伐诸侯,惩罚他们的违逆恶行;谷圭用于国王议和或下聘。这样,玉成为王命的象征,人们望着被国王奉为神性的玉器,就像在仰望辉煌的权力。

一件玉器成为代表君王意志的信物,赋予其笼络天地万物的美好愿望,这便是玉作为礼器时所凸现的主要内容,是以礼为核心形成的玉文化。

周礼还规定了天子、诸侯的不同服饰,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如帝王冕冠前后备有“十二旒”,用白玉288颗。同时,还规定“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苍玉而缁组绶,世子佩瑜玉而綦组绶,士佩瓀玫而缊组绶。古之君子必佩玉”。至此,玉礼器成为这一时代玉文化的主要特征。

东周之际,诸侯之间混战始起,西周初期制定的礼玉制度受到严重冲击。但是,这一时期玉器盛行,从帝王将相到布衣百姓无不以玉为贵,国家用玉还是主流,功能主要用于朝觐、盟誓、婚聘以及殓葬等,如春秋战国时的玉圭,其重要用途之一,就是诸侯之间的盟誓活动。

这一时期大小诸侯战事频仍、征伐不断,在这样的形势下,苏秦、张仪等纵横家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为了游说诸侯,并且要订立盟约,盟辞多书写在玉圭之上,山西侯马和河南温县的晋国盟誓遗址中,就出土了这种玉圭。

两汉时期,统一的中国时代开始,采用玉石原料更为便利,新疆和田玉大量进入中原地区。“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这是《后汉书 · 西域传》记述玉石之路上的情景:带着玉符、手持信节,背负着使命的汉使络绎不绝,风餐露宿,西出玉门关,驰驱于一座座驿站之间;那些西去的丝绸客商,东来的玉石驼队,在日落前聚集关塞之下,袅袅的炊烟、悠扬的胡笛,驱散了商旅的几多离绪、几多乡愁。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礼器、装饰件为主的儒家用玉体系受到帝王的扶持。但是,玉器的礼仪性质已经弱化,“六器”中除了璧、圭等礼器还有一定的礼仪功能外,其他如璜、琥仅具有装饰功能,琮、璋则很难见到了。

玉衣

这时,较其他朝代不同的是一种新的用玉方式——玉衣、玉塞、玉琀和玉握等葬玉的出现。同时,这时玉器的装饰意味增强,且占有相当比例,纯装饰意义和具有实用性的玉佩大量出现,前者如组佩、串饰、龙形佩、虎形佩,以及璜佩等;后者如带钩、发笄等。最具观赏价值、艺术价值的则是动物摆件、人物摆件,以及玉马车、玉编钟、玉灯、玉薰、角杯、兽尊、瓶、鼎、奁等器皿。这些作品玉质精良、雕琢工细、造型新颖,以其雄浑豪放、清逸洒脱的风格,在中国玉器史上,达到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玉编钟

魏晋南北朝时期,承袭战汉风格,但无论工艺,还是神韵已不能与战汉相比并,唯有玉雕造像与同时代石造像一样,造型精美,富有神性。但是,这一时期已是王玉时代的余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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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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