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汉画像石艺术是汉代墓室、墓地祠堂、墓阙等建筑石构上雕刻的装饰艺术，是汉代绘画艺术的一种表现手法，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是中国历史上国力强盛、疆域广袤的封建王朝，文治武功、威震寰宇，有大汉、强汉等诸多称赞，同古罗马帝国遥相呼应，在东方展现雄姿。
汉画像石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取石为材，书画天地，装饰神道、宗祠、地宫，形成了一个时代艺术形式的代表，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借助考古情景分析的方法及互动仪式理论，以徐州出土的汉画像石为基础，并结合相关文献对徐州周围的汉画像石进行整理研究，力图还原汉代工匠的社会生活环境，对其制作工匠的思想、技巧及表现形式进行探讨。
关键词：汉画像石；工匠；徐州；社会生活；表现形式
汉画像石是绣像的汉代史，现世生活、历史故事、神话幻想、原始图腾、儒家教义、神仙思想并列齐驱，充满了汉代人对现实生活的眷恋和未来世界的希冀，主动的再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部镌刻在石板上的史诗。
鲁迅曾评价汉画像石：“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汉画像石有着质朴无华、气韵生动的艺术特征，使其价值历经年久而弥坚，与日月而共存。
一、工匠的产生
工匠可以说是人类文明重要构成者之一，上古时期工匠与巫是紧密相联的，巫是工匠中的优秀者。
传说中帝王（黄帝、颛顼、尧帝、舜帝）时期宗教（颛顼“依鬼神以制义”）与工匠是密不可分的，尧帝是陶工，舜帝带大家治水，改工具疏通河道也可以说与工匠密不可分。
先秦诸子百家时期，韩非子受工匠模范的启迪创造出“法家”，为后代法律的制定提供模范，同样也是在诸子百家时期，哲学家（孔子和老子）也开启了“技术恐惧”的政治批判与“技术风险”的人文解释机制，统治阶级开始防范工匠。
二、汉代工匠精神的产生
汉代是徐州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是徐州沛县人，西汉许多的开国元勋也都是徐州沛县人。州在汉代的辉煌除了史籍记载外，还表现在徐州出土的汉代文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徐州汉代三绝——汉墓、汉兵马俑与汉画像石。
徐州是汉画像石的主要出土地之一，共发现汉画像石2500多块。
1、 政治制度
西汉初年，实行修生养息，无为而治，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环境，加上轻徭薄赋的政策以及铁器和牛耕的广泛使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农业、手工业、商业均取得明显进步，形成了中国封建君主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东汉前期，经过光武帝、明帝、章帝三代的治理，东汉王朝逐渐恢复了往日汉朝的强盛，被后人称之为“光武中兴”。
2、民族精神
统一的汉代帝国及一元化社会统治体制培育出激昂向上、自信外倾与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也铸造了汉代工匠“规天矩地”“象天法地”的恢弘艺术法度，从而形成了汉代雄起艳采的文化风格与盛大的艺术氛围。
经济上的强盛感为艺术的爆炸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汉代统治者提倡的无为而治又为汉代的工匠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3、庄园经济与厚葬文化
汉代社会发展演变的过程，可以说是逐步走向以豪族为中心的社会形态的过程。
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导致了豪强势力的扩张，至东汉时期，豪强大族兴起，大庄园经济快速发展。
厚葬文化的深入人心，地主豪强和庄园主们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为了死后在地下过着比生前更好的生活而大修墓地，把自己美好的愿望都让工匠们雕刻在石头上，让他们能过着自己想象中的生活，因此汉画像石的题材内容极其丰富。
三、徐州汉画像石与汉代工匠
20 世纪 70 年代，一些欧洲考古学者对当时流行的“新考古学”研究方法表现一种积极批判，尤其是以一批剑桥学者与伊恩·霍德及学生试图采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论阐释社会制度及思想。
他们的思想主要受惠于马克思、福斯太耳·库朗热、涂尔干和 J.D.克拉克的社会学整体分析理论，还来自功能主义的“情境功能”分析理论，如埃文斯·普理查德和迈耶·福斯特等马林洛夫斯基的追随者基于部分非洲部落社群的有机整体情境系统分析。
霍德认为，我们“必须注意相关性或整体背景的研究，相关性是考古学科的中心特征，一件处于不同背景中的器物可能代表着不同的意义”。在此，霍德首次提出“背景考古学”，或译为“情境考古学”，它被后来的以福伦儒、皮波尔为代表的“认知考古学”所继承与发展。
霍德、福伦儒等学者试图从物质遗存来研究它背后的文化情境社会，并一致认为“情境”是弥合考古学与器物之间的关键性纽带。
但在社会学层面，“情境考古学”还未能完全达到从微观器物向宏观社会研究的深度过渡，不过它已然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基础性铺垫。
值得本文援用的是，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在戈夫曼的“情境”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微观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论，即“互动仪式链”理论，它实际上为情境考古学理论的具体应用提供了一种可靠的社会学实践方向，并提供从微观器物研究向宏观社会研究的新方法论范式。
在此理论视野下，器物在制造、使用与审美中的“互动仪式”中，它直接指向了参与人的“情感连带”与“身份感”，并由此形成了器物的情感符号、社会隐喻与文化情境。
本文在“情境考古学”微观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借助“互动仪式链”社会情境理论，以考古资料为基础，并结合文献资料及其他相关文献对徐州汉画像石进行系统的整理与研究，从微观上阐释徐州汉画像石的物质、空间与时间之文化情境，透视其中的文化“物体系”及其使用仪式中的社会“物喻”，拟揭示徐州汉工匠在制造与审美过程中身边的生产、生活，及到后来的乐舞百戏、神话传说、神仙祥瑞等。
四、吉祥画像反映出的汉代工匠精神文明
汉代的社会习俗、民间习俗、吉祥信仰、宗教意识等都不同程度的积淀在汉画之中。
正如佛教、道教对隋唐以后的中国建筑、雕刻、绘画产生重大影响一样，汉代的多神信仰、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谶纬神学和成仙思想对汉代的建筑、雕塑、绘画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我们现在看到的汉代画像中的吉祥画像也是中国统治者推行庄子无为而治的一个缩影。汉代画像石中龙、凤的形象大量的被采用，不仅仅是表现神仙题材，也深深的进入普通士人、庄园主的墓室，这是后代人们难以想象的。
除了龙凤这类后代皇家专用的动物以外，汉画中常有的“长直高官”“宜侯王”等吉祥文字，还有象征仕宦厚禄的虎鱼、鹿、猴等吉祥画像，都是当时追求仕宦吉祥的真实写照。又有辟凶类，即指那些抵御、驱除、镇辟不详的画像。
如墓门上的龙、虎、雀、羊、铺首、神荼郁垒、方相式等。还有是趋吉类，指求致、获取、有利于人的画像，如龙、凤、鱼、猴、麒麟、天马等。但是趋吉和辟邪并不是截然分开，一种吉祥物有时既可以避凶又可以趋吉。
汉代吉祥画像寓意十分繁杂，蕴含着各种各样的吉祥信息，但主要表现为对天命皇权、子孙繁衍、长寿成仙、富贵仕宦、太平盛世的追求，以及对鬼崇妖邪、灾害祸患的攘除。表现出了朝气蓬勃的时代精神，反映了汉代人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表达了他们对多子长寿、社会安定、丰衣足食等美好生活的希冀，是汉代人祈盼幸福、退避灾祸等吉祥意识、信仰习俗的一种物化表现，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深刻的社会思想内涵，是我们研究汉代历史不可或缺的珍贵的物质文化资料，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1导引升仙图
画面表现的是一幅天界神异和导引升仙的场面。图中刻有雷公、雨师、风伯、河伯、骑象者、云车以及方士导引墓主升仙的情景。
图2打鬼图
画面分上下两格。上格刻二人头戴面具，身着异服，两臂平伸，左手举环首刀，两腿分开，脚尖上翘，作跳跃状。左边残存一鸟尾及“□万金”三字。下格刻一房屋，屋内二人，左一人扶几跽坐，右一人站立而侍。房屋的右边有两胡人面左而行，其上部有一人在表演长袖舞，画面最右边是一棵长青树，树上停一鸟。
图3牛耕图
汉代的工匠在满足墓主人对死后生活的无限向往的同时，不仅在图案的吉祥寓意上下功夫，还从日常生活的事物中搜寻体裁,上图中的牛耕图汉画像石是我国近代著名书法家、碑帖鉴定家张伯英先生于民国初年在徐州市睢宁县双沟收集的，是其收藏诸多汉画像石精品之一。
建国后，张伯英先生的后人将他收藏的汉画像石全部捐献给徐州市人民政府，其中就包括这幅“牛耕图”。“牛耕图”汉画像石后来被调拨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即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在那里作为文物精品陈列展出直至今日，其画像图案曾被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门票上，国内许多历史教科书也引用此图作为教材。
“牛耕图”画面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刻仙人骑鹿、鹿驾云车等。中层刻人物会见，有榜无题，似为一历史故事。
上层为“牛耕图”，刻二牛拉一犁，一农夫左手执鞭，右手扶犁，后面一儿童随墒播种，右面停放一辆大车，车上落有飞鸟，车旁趴伏一犬，远处田间一农夫正举锄除草，还有一人箪食壶浆，给家人送饭。
图4纺织图
1999年3月16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套共6枚的《汉画像石》特种邮票，其中一枚即为徐州青山泉出土的“纺织图”。
纺织图画面分上下两格：上格为纺织图，刻四位妇女在纺线、调丝、织布，纺好的丝团悬挂在檐下，织布者正转身接抱婴儿，似欲在织机上喂奶。右方刻纺具和纺纱者，旁一人躬身而立，似为纺织者递送物件。下格建筑内二人坐于榻上攀谈，旁刻车马，亭上两只凤鸟象征吉祥、幸福。边饰幔纹、齿纹。
此“纺织图”表现的是汉代寻常人家的纺织情景，再现了汉代织女“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的辛苦劳作场景。
图5比武图
还有1999年3月16日出土的比武图，画面刻二人比武，左边一人手持长戟，右边一人左手握钩镶右手拿环首刀，其后有一人抱环首刀侍立。
画面表现了左边一人用钩镶勾起对方的长戟，同时用环首刀刺向对方脑门的瞬间。画面惊险刺激，旁边有伴奏者和观看者，画像周边饰菱形纹。
这充分体现了汉代工匠们对身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
图6角力图（原名“力士图”）
上图中的“角力图”括片曾被中国政府作为礼品赠送给国际奥委会前主席萨马兰奇。角力图”画面刻七个力士，有持剑者、训虎者、拔树者、背牛者、扛鼎者、抱鹿者、捧壶者，呈现一幅众力士角力的景象。画像周边饰菱形纹。
图7庖厨建鼓图
庖厨建鼓图，画面分上中下三格：上格刻七人物。中格为百戏，有建鼓、击磬、吹竽、倒立等，建鼓上置羽葆，两边二人手拿鼓槌边鼓边舞。下格为庖厨场面，有汲水、舂米、烧灶、烤肉串等，厨房内墙壁上挂着火腿、鱼，其下有一只捆绑待杀的羊。
图8高絙、建鼓图
这是一幅杂技、建鼓表演画像。画面中心一长杆穿过建鼓，长杆由两根斜绳固定，绳子上有艺人倒立攀援上下，作走斜索表演，建鼓两旁二艺人持桴边鼓边舞。
图8西王母 历史故事图
画面上下分五格，从上至下第一格刻西王母故事，西王母坐在玄圃上，周围有玉兔、蟾蜍、羽人等神异。第二格刻二桃杀三士故事。第三格刻孔子见老子故事，其中有老子、孔子、项橐、子路等历史人物。第四格亦刻历史故事。第五格刻车马人物。第二至第五格画像皆有榜题，惜榜题文字磨砺不清。
图9长袖舞
长袖舞，画像分上中下三格：上格为长袖舞表演，一人长袖起舞，一人倒立，两人伴奏；中格刻二人在亭内六博；下格中刻一树，树上挂有喂马的食具，驭马者正在喂马，右边刻一正面透视的轺车。
图10相和歌舞图（原名“乐舞图”）
图11东王公、孔子问师图
该图刻画的是孔子问师项橐的故事。
画面分上下两格，上格刻东王公坐于榻上，身后有一羽人手持华盖，前有玉兔捣药，后有青鸟，下有青龙。下格刻一小儿手推鸠车，对面二人博衣戴冠，拱手胸前，应为孔子及其弟子。
这是一个琳琅满目的世界，从幻想的神话中仙人们的世界，到现实人间的贵族们享乐观赏的世界，到社会下层的劳动者艰苦耕作的世界，从天上到地下，从历史到现实，各种对象、事物、场景、生活，都被汉代艺术所注意，所描绘，所欣赏。上层的求仙、祭祀、宴乐、起居、出行、狩猎、仪仗、车马、建筑以及辟鬼、庖厨等等。下层的收割、冶炼、屠宰、打柴、舂米、扛鼎、舞刀、走索、百戏等等。各种动物对象--从经人们驯服饲养的猪、牛、狗、马，到人们所猎取捕获的雁、鱼、虎、鹿等等，各种人兽战斗，兽兽战斗，如“持矛刺虎”、“虎熊相斗”等。
这些汉画像石生动的表现了汉代人的生活，生产的情景，也体现了工匠们对身边生活观察的精细和对历史，对人文的思考与表达，仅马车的式样就多大十几种。
汉画像石主要流传在现在江苏北部的徐州、连云港、宿迁，山东南部的菏泽、济宁、枣庄，淮北和河南商丘，与现在的淮海经济区范围大致相当。
汉画像石的样式繁多，种类齐全，出现时间早，延续时间长，题材丰实，内容广泛，雕刻技法多样，兼施混用，以浅浮雕为主，不够精细但画面充盈繁密，构图布局有致。
徐汉汉画像石出现在西汉早中期，西汉晚期，东汉前期，西汉后期，通常摆放在汉阙、神道、墓室中，多出现于门、梁、顶、侧板、后板。内容涵盖了生产生活，乐舞百戏，故事传说，神仙祥瑞，可谓大成也。汉画像石的位置也多有讲究，屋顶象征了天界，山墙则象征了仙界，墙壁象征着人间，天仙人三界表现了东汉人心目中的宇宙。技法特色包括线雕、浅浮雕、高浮雕、剔地线雕等多种风格。
强大的汉朝为工匠们的创作提供了必须的物质基础。工具的改善，特别是铁器的广泛使用又为工匠能创作出精美绝伦的艺术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汉画像石也是古代的工匠们跨越时间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五、结语
汉画像石由工匠制作但明显的分成业余的手工艺者和专业手工艺者，同时也有专业的书画家参与其中。
汉代出现了如毛延寿、张衡、陈敞、赵岐、刘褒、刘旦、杨鲁等著名的画家，也有如丁缓、李菊、卫改等大量的巧工和雕刻名匠。
历史上共二千多人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更多的贡献来源于默默奉献的无名者。我们从汉代壁画墓和汉画像石墓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绘画和雕塑艺术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水平。
可惜东汉中期以后，逐渐形成宦官与外戚交替专权的通知格局，政治黑暗，横征暴敛。同时，豪强地主的土地兼并日益激烈，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再加上连年灾荒，致使人民负担沉重，阶级矛盾严重，社会动荡不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社会生活环境日益恶化，汉画像石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汉画像石艺术促进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汉画像艺术是中国古典文化发展的高峰，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极高的价值，它以其独特的题材、内容、构图、雕刻等艺术形式和审美属性，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而且还有很高的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服饰学、民俗学等多方面价值。对汉画像艺术的传承和创新对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了解汉画像石汉代工匠们能创造新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将传统文化内容及题材进行现代意识转化，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题材上，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样式，应从所处时代特征出发进行更广发的延展，真正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制造出符合时代要求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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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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